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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贤叔侄现在也正为南洋建国出力，此番与陈炯明一起来国内，除了是希望赵振中能到南洋共事，也是想寻求华美与复国后的兰芳经济上进一步合作。
至于陈其尤、伍秉义，则是因此前与赵振中多次接触，此番是作为陈炯明陪同人员前来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赵振中陪同陈炯明参观了西北眼下工农业建设的一些成果，介绍了民众党和人民军的一些情况。这让陈炯明一行大开眼界，连叹此行不虚。
在此之前，陈炯明虽然明白赵振中是去不了南洋了，可心里却希望推动赵振中等人加入致公党，但在了解了西北党政军的有关建设后，陈炯明是彻底打消了念头。
经济合作的事情，赵振中交给了周安舒、田云逸去和陈敬贤叔侄、伍秉义谈，等结果确定下来后再电告美国那边的唐明执行。而他自己则同陈炯明、陈其尤就国内外局势、兰芳建国后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交换意见。
在通过赵振中介绍，初步了解了西北政府和人民军的情况后，再对比两人所知的国、共两党，以及同属国民党的不同派系之间的情况，陈炯明、陈其尤明白国内几股政治势力中，以赵振中领导的民众党最能为国人带来希望。
南京当局及其内部的蒋、桂、晋绥等派系究竟是什么样，这看看北伐至今，对外屈膝退让，对内不顾民生连年内战的状态就知道了。陈炯明自与孙文因政见不同而决裂后，就对孙文及其徒子徒孙所建立的南京政权不抱希望。
至于中共，陈炯明凭自身经历对其同样有发言权。
早在1918年秋天，陈炯明出兵控制漳州之后，就推行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新政。漳州的面貌也因此焕然一新。漳州的变化，自然引起了国内外有心人的关注。
1920年4月底，列宁的代表到了漳州，考察漳州新政，寻求与陈炯明合作。陈炯明也曾对此寄予希望，但最终，苏俄因与陈炯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所谓的合作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秋，陈炯明出兵取得广东政权后，就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而陈独秀则在21年3月24日于广东建立中共党小组。在这一时期，陈炯明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早期人士相处的还是很愉快的。
就连蔡和森后来也在《向导》第8期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再后来，陈炯明因反对孙文不顾民生一意北伐而导致双方决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秉承其苏联主子的意图，同陈炯明分了手。
由此，陈炯明对苏俄及其操线控制下的中共开始有了真切的认识。他认为，苏联不可信赖，而中共在摆脱苏联控制之前，只能是苏联干预中国的棋子，是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傀儡，这个组织不但在主观上有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认识，就是客观上也存在着分裂中国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中共为蒙古独立大声叫好以及成立所谓“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中表露无疑。
对比之下，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不但不依靠外国政治势力提供帮助，反而凭借自身能力通过创办公司等行为，自行设法从国外获取资源来壮大、发展。这和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做法也和陈炯明一直以来的所坚持的国家、民族观念不谋而合。
看了赵振中此前所撰写的《国家、民族与政党》、《生产力、思想、组织及战斗力》等论述后，陈炯明不由得摇头苦笑道：“早知道你老弟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我还费劲搞致公党理论做什么……”
顿了顿，陈炯明又大感兴趣地说道：“不过你老弟别出心裁，竟能从老祖宗的华夷之辨里吸取有益成分，给国家、民族和政党注入了新的内容，还把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实在不简单。”
“呵呵，我也就是偶尔琢磨的。真正说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可比竞存先生差太远了。”赵振中笑道。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不是看你种族、民族、出身，而是看你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如果生在中原却有禽兽行径，那即便你出身很高，穿戴、谈吐也和众人一样，但你仍然是蛮夷；相反，如果你出身于中原之外，但认同中华文化，并能一体遵行，那你就是华人。说白点，在古代，如果一个黑人跑到中国来学习、贯彻中国文化，那他就算得上是华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捣鼓出来阶级学说，鼓吹暴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使苏联和中国国内很多人深受影响。为了与之对抗，赵振中便费了心思从古人“天下”、“大同”、“华夷”等概念中找来合理成分，推行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天下大同。
从破坏力方面来说，阶级学说确实会激发民众的仇恨，要胜出中华文化不少，但这种学说的后遗症也不少；而对融合不同阶层的民众来说，中华文化的包容就胜出多多了。以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最终结果会如何，就连赵振中也不清楚。
不过，赵振中所提倡的中华文化，可不是宋以后被阉割的文化，而是包含着“天下一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秦汉文化。
“看你这意思，民众党是反对一党**了？”陈炯明探问道，“凭西北眼下的实力，还有海外华美公司为臂助，假以时日民众党推翻南京当局取得全国政权也并非不可能，老弟真的就不想一家独大？”
“我的意见是，要么中国将来取缔一切政党，凭公开考核，选用人员组成各个国家各个机构；要么就是两党或多党。”赵振中肯定地说道，“两党或多党虽然免不了有扯皮的时候，但比较起一党**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却又不足道。
看看苏联、看看德国，再看看南京当局，这都是已经彻底实行一党制或谋求一党制而未能如愿的。压制、排斥或者干脆暴力清除反对声音，如果这个执政党一贯正确那还好说，可如果这个执政党已经背离了其原来的执政理念呢？没有反对党或在野党，到时候，谁来纠正执政党的错误？况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贯正确的事务，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正确罢了。
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如果执政党坚持错误，那纠正的代价将会非常大。要么是靠该党内部有识之士反对当权者来纠正，而这往往会导致政变；要么是民众不堪忍受，自发起来反抗，这又会造成内战不断。这两种后果，不论哪一种都代价太大”
赵振中不由得想起自己原来世界中49年以后的历史来，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折腾啊。先是不顾实际，脑子发热搞跃进，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接着就是那个什么十年，中间还夹杂着各种运动。其后，为了反对不同意见，几个常委竟然伙同“大内侍卫统领”把另外几位常委给武力关押，甚至为了证明己方的正当性，还搞出一个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公然审判
陈炯明、陈其尤两人相当震撼，没想到赵振中对一党专制的危害认识如此深刻。
“这么说，如果致公党将来在国内也可以正当发展了？”一边的陈其尤问道。
“这要看将来致公党和兰芳共和国的选择了。”赵振中笑道，“虽然两位都是中国人，可一旦建立了兰芳共和国那就是拥有兰芳国籍的人了。如果再在国内发展，那可就有干涉别国内政、输出**之嫌了。”
陈其尤先是一呆，随即就辩解道：“南洋建国是为了给海外华人，特别是南洋华人提供一个可安身立命的庇护之所，总不能因此我们连老家都不能回吧？”
陈炯明却道：“振中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想你一定有解决的法子。还是说说吧。”
“法子是有一个，不过，还要看竞存先生愿不愿意放弃一国之尊了。”赵振中犹豫道。
“什么一国之尊南洋建国的方案还是振中你提出来的。”陈炯明满不在意地摆摆手，“还是说说你的办法吧。”
“办法也简单，就是将来中国政权重建后，兰芳作为南方特别行政区加入中国版图。另外，除了兰芳，将来还会有别的特别行政区存在。”赵振中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如果兰芳以特别行政区的形式与中国大陆归属于同一政权，那此前所说的因国籍而产生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
“这个法子是不错。”陈炯明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断然说道，“可如果国内还是南京那帮人当政，兰芳肯定不会加入若是振中的民众党主政，那怎么都好说”
陈炯明头上至今扣着南京当局颁发的“叛徒”帽子，加上此前他还被孙文及其党羽无中生有地泼了无数脏水，老先生自然心气难平。
二次**后，孙文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党，要求所有党员都必须按指印并向孙文宣誓效忠，黄兴、陈炯明等人因为反对这一规定而没有加入。后来，当陈炯明出兵掌握广东省政权后，孙文一行却跑到广东从陈炯明手里摘取了胜利果实。然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南北和谈，给广东民众以休养生息，而孙文却一意武力北伐，最终，双方兵戎相见。
现在由孙文徒子徒孙掌控的南京当局仍指斥陈炯明为“叛徒”，在这种情况下，有过一次教训的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向国民党人低头的。
“将来是不是由民众党主政，现在还不好说。”赵振中笑了笑，随即又肃容道，“不过，将来重新建国后，中国国内的政党都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把这种利益归结、体现在民众身上。那些由外国扶持或秉承卖国政策的党，都必须对历史问题清理过后才允许存在，否则都必须解散”
“那就好。”陈炯明点了点头，又接着问道，“你刚才说有别的特别行政区，除了兰芳还有哪个？”
“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但民众党主张，凡属于中华文化圈影响范围内的区域，都应尽可能纳入到中国版图。具体还要看将来的局势。”赵振中想想之后，又道，“不过，我想今后两三年内，我们双方可以合作，在这个地方先进行一番准备。”
赵振中说着，拿起纸笔勾画了一副地图，又简单标明了几处所在，指着其中一片区域说道：“就是这一带”
陈炯明、陈其尤看后吸了口凉气，惊疑道：“真要对那里动手？你这边也过不去啊。”
“未来两到三年，人民军将控制西藏，并想法向这一片区域渗透，为将来做准备。”赵振中叹了口气，“如果将来中、日间全面战争爆发，西北需要的橡胶可就要靠这里输送了。”
尽管西北已经掌握了人造橡胶技术，已可由玉门石油化工基地进行批量生产。但受这个时代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影响，人造橡胶是无法完全替代天然橡胶的。天然橡胶不能长期储存，西北存量又只能应付未来3、4年的需要，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只能另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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