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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不法商贩偷运白银走私出口。同时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不再购买世界生银”。
但是。在罗斯福当总统的位面，美国尚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跪求不理不睬，比罗斯福更加“保守”的加纳总统，又怎么可能理睬炮党这伙人的死活？
至于说取消银本位，建立信用货币政策，这个想法也有问题。如今的法币，早已被红军的“伪（蟹）币”攻势折腾得信用全失，想搞信用货币，这个难度可不小。
焦头烂额的宋子文一方面派人和红军联系，乞求对方停止“假（蟹）币战争”，一方面对美国人跪舔，恳求更多的外汇贷款作为货币准备金。同时请英美帮忙，设计新式的防伪度更高的货币，进口更先进的印钞设备。至于红军怎么突然拥有了印制伪（蟹）钞这么先进的手段，宋子文理所当然地把这个罪名推到了苏联头上，让斯大林又一次地中枪。
不过炮党要进行货币改革，取消银本位，动作再快也要近一年的准备时间。这过程肯定少不了对英、美财团各种让步和签定各类丧权辱国的条约，比如在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历史上就是如此）。
此时的炮党，因为林汉的搅局，红军的提前崛起，能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五省——江西只剩下长江边上的一小块“皮”，福建的地盘同样也只有沿海的几个孤零零的城市，这两省的地盘对他们来说甚至是负担而不是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真正抓在手里的，只余下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
至于名义上归属中央的相邻的山东，那是韩复渠的地盘，湖南的何键自成一体，他现在正被红军围困在长沙里虐得欲（蟹）仙欲死，19路军被红军逼得走投无路之后，把地盘“卖”给了宋子文，但那儿的局面和江西一样糜烂。1934年刚开始的时候，实力大大缩水的南京国民政府，其实已窘迫到了“想卖国也没多少东西可卖”的地步。
整个1932年到1933年年底，林汉和汉娜在中国这里投放了“总价值”超过两亿美元的“各国外汇”，前前后后圈走的银元更高达三亿。当美国人想起用《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吸血时，却发现这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汁水了。
注：历史上美国人搞出《白银收购法案》往中国身上抽髓时，日本人也趁机落井下石，最后的结果就是美国人吃肉，日本人吸血，只有中国损失惨重。不过这个位面林汉通过大量地印制伪（蟹）钞，变相地把危机对外向全世界转嫁，对中国来说反而是减少了损失。
当南京国民政府因为内外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南方红军在各条战线依旧高奏凯歌。
首先悲剧的是福建的十九路军，东山港对南方红军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所谓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红军所以不干掉十九路军，夺取整个福建，纯是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影响面前大好的形势。不消灭十九路军，只是为了让他们帮着“占”着这个“茅坑”。
一九三二年的江西战役，红军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好处：夺取生产型的农村，通过土改，建立民兵和地方游击队组织，搞根据地建设，将炮党的势力从农村里挤出去，把消费型的城市当成负担丢给炮党。炮党的军队想离开城市据点夺取农村，那就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将其分化，吃掉。这一系列战术不过十几年后炮党在东北遇上的局面的翻版。何应钦在江西近二十个师的家底，就是这么被活活玩死的。
红军复制在江西的成功经验，福州，泉州，厦门，莆田这四个沿海城市有意地压而不攻。先前的漳州战役中，十九路军损失惨重，全部的残余兵加起来不过万余人，却要分散在这四个城市内，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采用的战术就是不断地挤压他们在这四地的生存空间，红军留下了两万人的部队对分散在这四个城市的十九路军进行压制，逼得其只能困守城内。然后在城市周边进行土改和根据地建设。(未完待续)